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农业发展，在党和国家对“三农”发展的持续关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向“三农”倾斜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下，农业现代化正迈向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坚实道路上。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截至2012年，占中国人口47.4%的农村人口，其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并且其中的1/7左右还属于贫困人口。

　　尽管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正在不断铺开，但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依然有待完善，城乡发展还很不均衡。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正是在当下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个大趋势下应势而生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是农业改革，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该主要从3个方面着手：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完善农业要素市场，让土地流转起来；促进“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一般小户和大户结合起来，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是股份制的合作组织，以解决农户、家庭农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夏英表示，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农业经营体系创新还应包括完善农业社化服务体系、发展多元社化主体以及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

　　“根据一些西方国家经过时间检验的经验来看，发达的农业都要有发达的社化服务组织。”夏英说。

　　“职业农民”不同于“身份农民”

　　不难看出，专家学者在解读中央农业政策时，都明确指向了一个目标，一个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而实现的目标：发展新农民、新农村、新农业。

　　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是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的。除了一般的农民特点外，还具有诸如以市场为主体、全职务农、能创业、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高收入等特点。农业部等部门表示，“十二五”期间将每年培养百万新型“职业农民”.

　　李国祥告诉记者，“职业农民”还至少应该包含“年富力强”这个定义，以改变我国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妇女化”问题。而在实际中如何培育“职业农民”,李国祥表示，首先要加大专业教育培训的力度，各大专院校可以考虑进行相关的改革，接收农村中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进行专业培训，以改变农业生产人员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偏低的现状。其次是搞好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业要素市场积累，以吸引农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回到农村，成为“职业农民”.

　　李国祥同时提出，要将大量的支农项目向“职业农民”倾斜，并为他们提供信贷资金方面的支持。

　　不过，夏英则有些担忧，“身份农民”是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虽然确实存在着不公平，但短时间内却很难彻底扭转。而且，对“职业农民”的标准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专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标准，如果将来会有对‘职业农民’的政策的话，这些都是需要确定的。起码‘职业农民’要有土地的经营权，要有地种。”夏英说。

　　“确权”为土地流转打基础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面的突破。这是对今后土地流转亮起的“绿色信号灯”.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推进以及农业人口融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落子。

　　对此，夏英解释说，要改变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利益被剥夺的现象，最基本要解决的环节就是要把土地变成农民的资源、财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有将财产厘清，将来在流转过程中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同时，这也为农业人口转移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一些农村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虽然效果很明显，但由于土地过于分散、不能形成足够的规模以节约成本，给技术在农村普及带来了困难。对此，李国祥表示，这说明了土地确权、土地整治、农田基本建设三者要整体推进，任何一环滞后，都会影响整体进度。

　　与外界对土地流转争议最大的部分相呼应的是，两位专家学者都表示了农村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保障的关注。

　　李国祥认为，中低收入农户对土地依赖性强，同时由于综合原因，在失去土地后很难适应城镇生活。因此，这部分农户的土地不应该加入土地流转中，就算要加入，也要通过再流转的方式，为其置换能保证其生产不变的土地。而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土地流转对其影响不大，因此应该成为流转的主要对象。

　　而夏英也表示，正是由于考虑到保障中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土地流转在政策层面并没有速度、规模等方面的硬性要求。

　　“土地流转要严格遵照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夏英强调。中国粮油仪器在线 http://www.grain17.com